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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事件的本质与根源:被极化撕裂的民主

  被极化撕裂的民主  弗洛伊德事件的本质与根源

  被极化撕裂的民主

  弗洛伊德事件的本质与根源

  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后,当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骚乱活动持续升级,并在全美开始蔓延、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一个普通黑人的意外死亡,何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呢?“弗洛伊德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索。它是美国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双重压力下恐惧、沮丧和不满情绪的群体发泄,是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是贫富差距、两党冲突、“文化战争”、社会分化乃至国家极化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愈演愈烈的经济极化。一度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近年来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过去30年里,底层的90%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涨了大约15%,上层的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近150%,最上层的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下阶层遭遇三重打击:工作、退休收入和住房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贫富差距直接造成了财富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更间接导致了阶层固化和“贫困陷阱”的出现,少数阶层与日俱增的财富收入与中下阶层停滞不前的收入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经济极化的持续加剧,再加上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强势助推,使失望、愤懑与怒火在中下阶层心中长期积累,一触即发,遇火即燃。

  乱局横生的政治极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冲突和对抗不断升级加剧。奥巴马力推的医疗改革法案虽获国会通过,但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票赞成医改方案。特朗普上台后更是连续颁布法案撤回奥巴马的医改措施。国会议员的政治立场不断突破一贯的温和审慎,呈现明显的极端化趋势,甚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他们要么旗帜鲜明地选择自由派立场,要么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怀,温和持中立场越来越不受欢迎。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议员遭到排挤;在共和党内部,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转向保守立场,中间阵营日渐萎缩。

  持续恶化的文化极化。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关心经济领域中的剥削问题,开始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歧视现象。左派势力力图通过反抗主流文化强加的身份属性,倡导追求差异性的权利,意在建构专属于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身份政治开始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身份政治运动一改其温和的面孔,开始呈现极端和激进的一面。其中尤以宣扬专属于黑人群体的族群认同、批判白人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人民权运动最具影响力。身份政治原是居于劣势的左翼阵营针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一种反抗形式,但左派掌控文化话语权后,身份政治开始成为左派精英们煽情表演的脚本,并逐渐演化为格调高雅的“政治正确”。当民主政治被身份政治拆解为部落政治,民主社会就被分化为一个又一个水火不容、永不妥协的政治群体,彼此之间此消彼长、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就开始演化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不断冲击业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现代民主政治。

  危机四伏的社会极化。从全球范围来看,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广大民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选民忠诚度开始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选民们宁愿冷眼旁观也不愿亲身参与,甚至拒绝投票。欧美各国主流政党越来越代表少数精英和权贵的利益,民主政治沦落为精英统治和“富人民主”。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欧美各国或推出巨额援助计划,或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但均未能很好兼顾中下层民众的就业和生活。这更变相加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顽疾。经过长年的抗争与努力,黑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权益保障得到了实质的改善,但受20世纪末身份政治运动的影响,一旦黑人群体利益受损,白人优先、黑人受歧视的声音就会喧嚣直上。此次“弗洛伊德事件”等于再次揭开了这块伤疤。

  后患重重的国家极化。所谓“国家极化”是指当代欧美因利益分配长期失衡造成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精英对峙决裂,政治观念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极端激进,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对抗升级,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逐渐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政治发展形态。这是当代欧美民主发展的最新趋势,是理解当前欧美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它既是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更是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的双重累加,呈现简单而线性的演进逻辑和复合而显著的现实特征。从发生学的角度,当代国家极化现象的演进逻辑简单而线性: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首先造成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这种经济极化容易引发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文化的冲突。也就是说,经济极化是国家极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极化的必要条件。经济极化不断加深,容易引发政治极化。当政治极化持续扩张,精英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公民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就会逐步升级,社会和文化极化随之出现,国家极化最终形成。国家极化内含强大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对欧美国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和未来政治走向影响深远。“弗洛伊德事件”迅速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回应性抗议和骚乱就是一个明证。

  总而言之,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这场现象级的街头运动和全球骚乱,其本身不是偶然的,是多重现实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爆发。从经济极化到政治极化,从文化极化到社会极化再到国家极化,极化正在缓慢而无情地撕扯、扭曲和挤压着现代民主。如何合理应对贫富差距、正确对待文化碰撞、妥善处理利益冲突、准确理解西方民主的危机与国家治理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在平等观念和自由理想、权利意识和义务责任、个人幸福和集体福祉之间寻求现实且合理的平衡,是当代欧美政治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

  (庞金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张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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